「暘基康復之家」遭社區抗爭始末（上） - 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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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路艱難 歸途無期
──基隆市「暘基康復之家」遭社區抗爭始末（上）


今年（2013）7月，我拜訪位於基隆市孝忠里的暘基康復之家籌備處。這是一個面積約146
坪的單層建築物，位處一個已完整開發、生活機能便利的住宅區，緊鄰深美國小，規劃有
42個床位。從2010年申請設立迄今，已經過了2年有餘，如今內部依然只有簡單的家具與
床組。籌備處的主任郭勢勇帶著我在空曠的屋裡走了一圈，向我介紹：「這裡是浴室，這
裡是學員的臥房。後面有個院子做曬衣、活動的空間，這裡會規劃成廚房，擺些餐桌，學
員可以自己買菜煮食；出入登記一下名字，……這裡，這裡會擺幾張沙發，電視我都買好
了，但是不敢搬進來。」

暘基，同時也是基隆唯2申請中的全日型社區精神復健機構。在此之前，總人口數接近50
萬人的基隆地區，是台灣本島最後一個沒有住宿型社區精神復健機構的城市。

什麼是「社區精神復健中心」、為什麼我們需要社區精神復健中心？精神病患不就是應該
要在醫療機構內接受治療、與社會隔離嗎？「精障者」是危險的未爆彈嗎？長達2年的時
間，暘基康復之家到底遭遇了什麼樣的阻礙遲遲無法設立，這阻礙是單一個案還是具有普
遍性的困境？這些問題的答案，不只攸關我們如何看見、回應危立於邊緣的族群，也在於
共同生活於社會中的人們如何看待疾病、障礙，污名與回歸。

200分之1的人們

在進入暘基的故事之前，讓我先補充一些關於背景的資料。精神障礙到底是不是一種病？
我寧可將其視為某些生活功能暫時性失能、失調的狀態。這種失調與失能，不同程度地影
響生活、造成不便；中性地說，精神障礙也是人們活在高壓、扭曲現代生活中的一種折射
與現象，而障礙者與照護者的處境，則是社會課題。以下提到精障者時或沿用所謂「病患
」、「患者」、「發病」等語詞，只為權宜，為使讀者容易理解文字指涉的事物。然而關
於健康／疾病、正常／異常的辨證，是另外一個重要問題，限於篇幅在此先暫擱置。

根據衛生署（現已改制為衛生福利部）在民國100年的統計，當年度共計有223萬人曾赴精
神科、身心醫學科求診（包含門診及住院）。而列冊的慢性精神病患（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共計有11萬3千多人。也就是說，在台灣，每10個人之中就有1人曾自覺或被動地因為
精神問題求診，而每200人之中，就有1人經鑑定為罹患輕度到極重度不等的精神「疾病」
，是需要長期性、持續性醫療及復健照顧的退化型患者[1]。這還只是相關主管機關能掌
握到的、有進入醫療系統的數字，基於各種原因而流離的黑數更是無法估算。

「他們」在哪裡？誰在承擔照顧「他們」的責任？障礙的成因，往往不只是在於個人，那
麼，我們如何思考及回應這樣的共同處境？

去機構化之後，復原從何開始？

慢性精神病患至少背負雙重弱勢：其一是退化性、複合的身心障礙，使其癒後仍有可能需
要長期復健照護；其二，是伴隨終身的社會烙印污名，使得他們在回到社會的過程中困難
重重。1960年代，英美精神病學界結合國家資源，興起去機構化運動（
deinstitutionalization），認為在新的精神病藥物發明後，精神病人的急性期往往可以
快速得到控制，因此應當回歸社會，由家庭、社區接續之後的照護。

這件事情，並非只存在著光明的人道關懷，更大的考量其實是「醫療照護成本必須減少」
的資源分配需求；去機構化，讓中央政府從公立精神病院的龐大開支中解脫，經費得以流
向給其他社會福利部門。

人道關懷與醫療資源限縮，兩者合一的結論是反對永久隔離及「社區照護意識形態」，訴
諸的其實正是社會必須共同承擔照護責任的呼喚。也只有在社區、社會，真正做好準備來
分擔這個責任的前提下，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屬，才不是被逐層緊縮醫療體系拋下的棄兒。

1995年，台灣將慢性精神病患納入《身心障礙保護法》的保護對象，健保也將「社區精神
復健」納入給付範圍；同時，精神科醫院因應保險體制要求，開始縮減慢性病床。許多被
研判病況穩定的長期住院病患面臨出院的要求，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家可歸。許多人在
發病期間失去婚姻、工作、親緣支持，更根本的問題則是長達數年甚至數十年的隔離，對
於社會生活的適應性已退化到無法立即回歸的程度。

斷裂的橋

這意味著介於醫院與住家之間的社區精神復健中心，可以成為他們回到世界的橋。康復之
家是社區精神復健重要的一環，也是康復中的精障者，重新摸索與認識世界輪廓、也讓世
界重新接受他們的中繼站。美國精神醫學會對康復之家的定義：「精神病患康復之家，是
為要增強精神病患或因精神疾病而造成缺陷者的社會適應能力，使他們繼續留在社區中，
盡最大的可能參予社區生活的一種居住機構」。更簡單地說，包括康復之家在內的社區復
健機構，擔負著健康、復健、居所、社交、工作訓練、情感支持及培力等任務。

然而，根據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簡稱康盟）同樣在100年度的統計資料，各縣市的康
復之家床位，平均1萬人只有1.72張；其中，台北市有1,077張、高雄市也有382張床位，
同樣在今年因安田康復之家事件（相關文章）而爆發社區居民抗爭的台南市，只有44張床
位，每1萬人0.23張，列居本島第2低。而基隆呢？1床都無。

在每200人就有1人是慢性精神病患的台灣，在去機構化、回歸社區復健為中央方針的台灣
，地方政府和社區，看來並沒有準備好要接納康復者的回歸。

無家者與有家者

現在你已經暸解背景。讓我們走得更深，看看有血肉的人生。有1名長期住在康復之家的
個案，今年53歲，在被轉介到南部這所康家前，她在台南市立醫院的精神科病房住了6年
，是不見天日的6年。她的急症期早已過去，溫和穩定，醫院也覺得她再沒有任何理由隔
離於社會，然而逼在眼前的現實是：父母亡故，前夫在她發病時和她離婚，無子無女無財
產，離開精神病房，她能去哪裡？能從哪裡踏出第一步？她唯一的親人是住在嘉義的兄嫂
，但是在醫院試著聯絡家屬時，嫂嫂很明確地說了：「我們有幫她留1個塔位，將來她的
骨灰罈還是可以回家。」言下之意，就是不到黃泉不再相見。另1個年輕的個案，23歲，
母親在她年幼時離家出走，她在青春期後發病，父親也在不久後過世。她是在公園遊蕩的
時候，被警察送到嘉南療養院，穩定後被轉介到康復之家。她說：「在外面我很緊張，會
怕，如果這裡住了幾年以後又要我走，那我要去哪裡？」

也有人是還有家的。

我在拜訪南部這個康家時，認識了王大哥。王是最普通的姓氏，我也希望讀者想像他是一
個最普通的、在鄰里間隨處可見的中年男子。我幾次去他都在，忙進忙出，接待、搬水，
有時看到他騎著腳踏車去買菜，打個照面就鑽進廚房。我一度以為他是社工或管理員，後
來才知道他也是「住民」。和他攀談，他讓我看他的藥，分類盒裡七八種，「怎麼這麼多
？」我驚問，「所以我很安全啊，哈哈。」他開我玩笑，看得出我緊張；其實裡面有些是
維他命。

我問他吃藥會難受嗎？他說不會，這些藥讓他比較「有力氣生活」。王大哥有妻子和2個
小孩，經營電器行，3年前他發病，出現幻聽，持續不斷、只有他聽得到的聲音讓他覺得
自己得到某種神啟，朋友帶他去廟裡，乩童說神明要派任務給他，要他去殺「壞鬼」。他
開始相信壞鬼躲在電視機裡、電腦裡、汽車引擎室裡，他用球棒一一砸開，在寒流來的時
候他把家裡熱水器也打壞了，小孩沒有熱水可以洗澡。妻子安排把他強制送醫，他說他現
在想起來一點也不怪她，不這樣做她和孩子也生活不下去，他也淡淡地說，但是那天的混
亂他竟記得很清楚。

也許是太清楚了，也許他沒有釋懷。他說他不會回去。現在偶爾父母接濟一點金錢，其餘
便靠他在社區幫忙洗車和打掃公園，支付康家每個月大概6,000塊的伙食和住宿費。他說
他想慢慢找份正職，「自己站起來，要回去要像個男人一樣回去。」我問：現在還會聽到
聲音嗎？「我說沒了別人也不會相信啦，」然後他幾乎要算是曖昧地笑了一下，「我現在
會分辨，我不會砸東西了。」像是告訴我一個秘密那樣，他說。

2005年國立陽明大學研究生姚敏貞[2]，曾針對23家位於台北市的康復之家及其中的「住
民」做過量化分析，共254份有效問卷。其中關於進入康復之家的原因，超過8成的住民表
示是迫於無奈（61.8%為家人要求入住，18.9%的人是無家者，包含路倒精神障礙遊民被社
會局送往機構托育養護），另外有11.4%的人為年長者，自願住進康復之家的原因是不想
要拖累子女。這些數字背後，是一個一個掙扎著回歸與康復的人，他們或是沒有家，或是
不能歸、不願歸，各有情由。

與王大哥告別時他送我到巷口，牽著前後車輪不同粗細、鐵圈生滿銹斑的腳踏車，說要順
便去上工。我說王大哥你腳踏車的車輪胎前後不一樣欸，這樣不會不好騎嗎？他笑了，說
這輛腳踏車是他用好幾台廢棄腳踏車的零件自己組裝的，「我是康家裡唯一的有車階級。
」

聽到這裡，你應該可以對暘基康復之家的42個床位，有比較具體的想像了。首先，它們可
以是42張慢性病房的床位，空出給更急迫需要醫療資源的人。其次，也可以是42個康復中
的、病情和緩的精神病友，回歸社會的立足點。它們更可能是42個家庭放下長期負擔、稍
稍得以喘息的機會。

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在社區精神復健資源如此匱乏的基隆市，2年過去了，暘基仍是
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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