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是否為玄學之母？？ - 生活

“玄學”是從“哲學”發展出來的，自是無庸置疑的；不過，我從文學的角度切入來談“玄學”首先，我必須糾正你，所謂的“玄學”在中國的文學歷史地位上有一定正統的地位。玄學的產生，確實來自於漢末之後的中國，長期處於分裂和動盪的歷史，使得名人志士處在很強的危機感中，希望從老莊孔的思想中，提出一套“內聖外王”的思想體系，以使中國回歸統一太平。  清談誤國則因于司馬氏的黑暗統治下，玄學後輩（主要是名門公子）受當權者的種種壓迫，最終演化至一個畸形的社會風氣，成為被後人譏諷的笑柄，只有少部分全面研究了玄學思想的人，才能看到，那個時期人們的憂患意識，和玄學在整個中國思想史上相當重要的地位，之後的道家和儒家，都從中吸取了大量的養分。玄學，代表人物是何宴，王弼。初步建立了玄學思想體系，主要內容是宇宙本源與人的關係。  竹林七賢的“貴無”和裴危的“崇有”，貴無派主要觀點是“越名教而任自然”，以有無相生而來的自然之體為本，名教制度皆應批判。崇有派的主要觀點是對社會的發展來說，名教不可或缺。郭象所建立的完整的玄學體系，主要思想是“自生”、“獨化”。   漢代獨尊儒術後，早期玄學對打破經學對思想界的禁錮起了一定的作用，玄學的思辯形式也刺激了中國哲學的發展，並為一部分士大夫蔑視禮法和個性自由創造了條件。魏晉時期建安文學的興起，與突破兩漢儒學觀念，弘揚個體情志的思潮相一致。是重新尋找人生價值，確定新的審美文化走向的過程。又如名士嵇康富於正義感和反抗性。對當時政治的黑暗虛偽的禮教、禮法之士極其不滿，公開發表離經叛道菲薄聖人的言論。對司馬氏揭露嘲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學主張，主張回歸自然，厭惡儒家各種人為的繁瑣禮教，不僅衝擊了名教禮法，而且突破了何宴、王弼調和儒道的“名教本于自然”的思想，他對文學、詩歌、音樂也有一定的造詣，善鼓琴。表面上放蕩不羈生活，實際上是苦悶的象徵。因為在魏晉士族知識份子看來，人應當按每個人生來具有的個性去生活，應當想哭就哭，想笑就笑，率性而為，不拘禮儀，舉止動作順其個性自然；為了達到功利目的而虛偽地修飾自己，則是最醜陋、最庸俗的。然而，徹底“離俗”是不可能的，自由的“飄然”也只能存在於短暫的精神幻想中。面對無法真正超越的封建宗法社會，新生士族知識份子對自由的渴望更加強烈。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衝突，使他們內心懷著極大的痛苦和尋求解脫的無名衝動，這是大夢初醒而自知無路可走的精神痛苦。在當時的條件下，他們只好通過感官的烈性刺激以獲得短暫的解脫，於是服寒食散、酗酒，以至赤身裸袒……那麼，魏晉風度的底蘊是什麼呢？率性而動、慷慨任氣以及服藥飲酒、捫虱而談等等放蕩不羈的行為只是魏晉風度的表像。產生這種表像的內在精神，卻不是這些形跡本身所表現出的絕對自由精神。魏晉風度是飄逸與沉重，豁達與執著，歡樂與悲哀，奔放與壓抑等等對立文化性格的矛盾體，最終根源於士族雙重性格的內在衝突。這種衝突，主要不是主客之間，即主要不是個體心性自由與外界倫理規範的衝突，而是主體自身的衝突，即追求自由的自我與另一個遵從傳統價值的自我之間的衝突。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時代悲劇，也是魏晉清流文化的內在精神——魏晉風度的底蘊所在。嵇康遭到司馬氏集團鐘會的陷害，被司馬昭所殺。但其不懈追求心目中的真理的精神卻永遠地留在天地之間。其詩文和精神永遠地成為我們民族寶貴的文化財富。另一方面玄風也有其壞的影響，玄學的“虛無”、“無為”之說，畢竟是一種欺騙人民的唯心主義說教，是土族地主的意識形態，一開始就強烈地反映士族的腐朽性，為一些士大夫不關心社會，逍遙空虛，生活腐化，道德墮落提供擋箭牌。尤其發展到後來，更直接地為門閥地主腐朽統治辯護，其反動面目暴露得就愈來愈清楚。魏晉當代有不少進步的思想家出來反對玄學謬論，反對清談歪風。玄學和清談，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它風行于魏晉時代而不衰和門閥地主占統治地位有密切關係，隨著東晉王朝滅亡，門閥地主衰落，以及佛教在南朝的興盛，玄學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所以，“玄學”就是“清談”之學；曾幾何時，玄學就被引申出，凡是空洞的‘無根據地’難以解釋的‘皆將其歸類為“玄學”的範圍內。因此，舉凡命理‘卜卦’風水。。。等，被歸類在玄學範圍內就不足為奇了。至於命理‘風水’五行之說，非從“易理”所生，嚴格說來，是另一種學問，只是後來的“先生”將其融合在一起，而增加“玄學”的神秘感而已！  六愚見解 

個人是認為,神秘學(包含命理)可以用哲學的角度去探討,但它本身是超越哲學的門類,所以不能說哲學衍生出神秘學.

哲學為科學之母
數學為科學之母
=>科學他爸有雙妻命
你很堅持誰是誰老母嗎？